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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國致公黨的建立及其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 (1925—1945)

文章來源:     作者:    添加時間: 2018-12-29

第一章 中國致公黨的建立及其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 (1925—1945)

第一節 中國致公黨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會

 

一、中國致公黨建立的歷史準備

 

  中國致公黨是以歸僑、僑眷的中上層人士和其他有海外關系的代表性人士為主要成分的政黨。中國致公黨于1925年10月在美國舊金山成立。在歷史上,它與海外洪門致公堂有淵源關系。洪門是我國清代初期出現的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民間秘密組織。從18世紀起,洪門組織逐漸發展到海外。當時,由于長期戰亂,國家經濟凋蔽,大量農民破產,被逼背井離鄉,有的去南洋群島,也有的到美國、加拿大和美洲其他國家,后者大多是被擄掠拐騙為“契約勞工”的“豬仔”華工,多數在美、加開金礦、修鐵路,受盡壓迫剝削和種族歧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為了適應海外的生存和斗爭的需要,他們沿用國內秘密群眾組織——洪門會黨的形式組織起來。在美洲,洪門組織達26個之多,名稱雖不一,但都是具有“華人共濟會”性質的群眾團體,即通過華人互助互濟,團結起來,以解決僑胞在異國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具體困難。廣大華僑愿意加入洪門,從而使這個組織得到迅速發展。據梁啟超《新大陸游記》中的記述,美洲洪門致公堂是其中規模較大、力量雄厚的海外洪門組織。致公堂有三大信條:“義氣團結,忠誠救國,俠義除奸”。這表明它一方面團結組織華僑,為自身的利益斗爭;另一方面堅持反清的斗爭活動,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因此,后來洪門成為孫中山發動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也就與洪門這一組織結下了不解之緣。1904年1月11日,孫中山經洪門前輩鐘水養介紹,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任職洪棍(元帥)。根據洪門只接受幫內人的領導指揮的傳統,孫中山以參加洪門、任職洪棍為契機,邁出了幫助改組致公堂的關鍵性一步。1904年5月,孫中山受致公堂的委托,起草了《重訂致公堂新章》,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致公堂的宗旨(次年,孫中山在廣州開設大陸山,自任山主)。隨后,孫中山在致公堂大佬黃三德(1863—1946)陪同下,赴美國各地宣傳,爭取各地分堂成員注冊。孫中山在波士頓會見了當地致公堂領袖司徒美堂(1868—1955),向他宣傳在中國進行革命的道理,引導他走上革命道路。孫中山的宣傳活動在以勞動僑胞為基礎的洪門致公堂播下了革命的種子。1905年,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聯合組織中國同盟會成立,并在美國許多城市建立了分會。為便于同盟會在美洲展開革命活動,孫中山于1911年建議同盟會會員一律加入致公堂。致公堂對這個建議“備極歡迎”,并簡化入堂手續。為進一步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斗爭,在致公堂與同盟會兩個組織聯合的基礎上,成立了“洪門籌餉局”,開展大規模的籌款活動,在短短三個月內就籌得美金14萬4千元,其中維多利亞和多倫多的致公堂“先變產業,以急軍需”。自武昌首義到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僅舊金山洪門籌餉局一處就提供了20余萬美金的資金。同時致公堂或通過創辦報刊書社,宣傳革命思想;或不惜流血犧牲,先后參加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為推翻封建專制,創建民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孫中山在致公堂的革命活動和影響,為中國致公黨的建立及其后來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礎。

辛亥革命后,廣大華僑和致公堂成員所積極支持的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被袁世凱所篡奪。清朝統治雖然被推翻,袁世凱卻建立了北洋軍閥的統治。北洋軍閥政府與帝國主義相互勾結,華僑在國外受歧視和奴役的地位沒有得到絲毫改善。在這種情況下,廣大華僑和致公堂成員迫切需要建立一個能代表華僑利益的政黨,以領導他們的自衛、反抗和謀生,以及支援國內革命斗爭。為此,不少致公堂內的有識之士積極進行組黨的努力。1920年司徒美堂提出了建立華僑政黨,把致公堂推向前進的主張。1921年他從美國到香港聯絡當地洪門進行組黨活動,沒有成功,但仍不氣餒,又從香港回到美國,繼續醞釀組黨。

 

二、中國致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3年10月10日,五洲洪門第三次懇親大會在美國舊金山召開。司徒美堂、黃三德及海外不少洪門團體的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這次大會著重討論了改堂為黨和成立中國致公黨的問題。會議決定在金門(舊金山)成立籌辦中國致公黨委員總會,具體籌劃將致公堂改組為致公黨的工作。這次懇親大會還討論了黨綱草案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在大會結束時通過了《中國致公黨黨綱草案》,為中國致公黨的成立做了必要的準備。1925年8月籌辦委員總會又發出《通告全體洪門人士書》,就有關建黨的具體事項,通告了全體洪門人士。

 

  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門第四次懇親大會在舊金山召開。來自美洲各地、香港、澳門和上海等地的洪門組織代表參加了會議。大會的主要內容是:決定以洪門致公堂為基礎,組織華僑政黨,定名為中國致公黨;通過《中國致公黨黨綱》;選舉早年加入同盟會并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的陳炯明(1878—1933)、唐繼堯(1883—1927)為黨的正副總理。這一次懇親大會實際上也就是中國致公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中國致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致公黨的成立,標志著華僑政治力量的新崛起。中國致公黨成立后,在美洲凡是有堂的地方大多建立了黨組織,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致公堂組織也相繼改堂為黨,使致公黨的組織遍布美洲、亞洲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300多個總支部、支部和10萬余名黨員。但由于洪門會黨之間有較強的獨立性,大會關于改堂為黨的決議,未能在海外各地洪門團體中普遍實行,所以在實際上形成了黨堂并存、黨堂不分的組織格局。

 

三、中國致公黨第二次代表大會

 

  致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國內外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國民黨及其政權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原來各革命階層的聯盟變為大地主大買辦的政黨和政權,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執行親帝的外交政策,通過改訂新約的形式,重新確定帝國主義在華特權,換取各帝國主義國家對國民黨政府的承認和支持。1929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后,西方列強加緊對中國侵略,以圖擺脫危機,帝國主義在華勢力迅速擴大。中國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致公黨由于在理論上尚處于幼稚狀態,對國內外的形勢和社會發展趨勢缺乏科學的分析,從而無法形成正確的認識;黨的總部又設在海外,對于國內所發生的一系列根本變化不甚了解,這就很難就國內的政治斗爭發揮其作用。當時,致公黨抱著“秉承致公堂舊有愛護國族之精神,更新祈國內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合理之改革,欲由實現真正民主政治之途徑致國家于富強,使人民能享有政治經濟之絕大自由,海外僑胞獲得強國人民所應享之平等待遇”的強烈愿望,努力使致公黨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政黨,并切實參加國內政治斗爭。這就必須加強黨務,解決黨堂并存、黨堂不分的局面。1931年10月,致公黨在香港舉行了第二次代表大會。來自美洲和其他海外各處的代表數十人出席了會議,美洲洪門元老司徒美堂也參加了大會。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解決自“一大”以來黨堂不分的問題。然而,由于意見分歧,各執己見,大會只好通過一項妥協、折衷的決定,既承認黨堂并存的現狀,又決定存堂保黨,黨、堂分家,以黨領導堂。這一決定和第一次代表大會改堂為黨的決議相比,無疑是一大進步。此后,堂黨自漸分離,黨在組織上進一步脫離會黨的影響,向現代政黨發展。這次會議決定致公黨總部設在香港,仍推舉陳炯明為總理,陳演生(1875—1952)為秘書長,司徒美堂為美洲總支部主席。中國致公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后,致公黨的黨務工作有了起色。除了美洲原有組織外,還有大洋洲、南洋群島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組織,計有黨員30余萬。1933年9月,陳炯明病逝香港,致公黨中央決定暫設中央干事會主持中央工作,領導黨務,維持現狀。由陳演生在香港負責與各國各地致公黨(堂)聯系工作。

 

 

第二節 中國致公黨在抗擊日本法西斯斗爭中的貢獻

 

一、積極參加和支持祖國的抗日救亡運動

 

  中國致公黨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后,積極投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斗爭。廣大的國內外黨員以實際行動擁護祖國的抗日斗爭。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9·18”事變,侵占中國的東北,中國面臨著殖民地化的嚴重威脅。在國家災難深重、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致公黨中央譴責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黨治,以團結各黨各派共組抗戰政府,領導全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維護國家獨立,同時訓令:“海內外各處黨員,一致參加抗戰工作,出錢出力,以盡職責”。各國各地致公黨(堂)組織在愛國主義感召下,和廣大海外僑胞一起,積極投入了祖國的抗日救亡斗爭,決心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不久,1932年1月28日又在上海點起戰火。駐上海的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推動下,奮起抵抗。廣大僑胞對十九路軍英勇抗戰,一洗四個月來政府退讓的恥辱,莫不熱血沸騰,備受鼓舞。司徒美堂立即聯合各僑團發動募捐救國活動。淞滬停火以后,司徒美堂又親自率領僑胞攜帶捐贈物資到上海慰問十九路軍。

 

  1933年11月,十九路軍奉調入閩“剿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和李濟深等聯合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反蔣抗日。致公黨美洲總支部獲悉后,于12月23日致電擁護,指出:“得道多助,獨夫必誅,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義旗所指,萬方景從。”致公黨與廣大華僑,愿為新政權效力。1934年1月10日加拿大致公堂也致電福建人民政府宣稱:“貴府成立,毅然廢除黨治,政權公開”,“主張對內打倒媚日賣國之蔣介石與南京黨府,對外則貫徹抗日救國收復失土之初衷,正與同人等本旨深契”。不久,福建事變失敗,蔡廷鍇被迫解甲出洋,8月28日抵美,訪問十幾個城市,司徒美堂為保證蔡廷鍇的安全,不僅親自向致公堂布置保安任務,而且自始至終為蔡廷鍇保鏢。繼蔡廷鍇之后,楊虎城、馮玉祥和陶行知等愛國將領和民主人士在蔣介石迫害下,避禍美國,也都得到司徒美堂等致公黨人和其他愛國僑胞的熱情接待和保護,使他們的抗日宣傳活動得以順利進行。1936年救國會“七君子”事件發生,美洲致公總堂盟長任銳勛與300余名知名人士聯合發出《旅美華僑告海外同胞書》明確指出沈鈞儒、章乃器等七人愛國無罪,“今日非抗日無以救亡,非聯合無以抗日,真理至明。”致公黨(堂)援救七君子的斗爭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推動了國內和海外華僑的抗日救國運動。中國致公黨的抗日救國活動,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高度重視。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把致公黨列入中國“愿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之中。中國共產黨愿意與它們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通過談判,共同建立國防政府。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司徒美堂以其古稀之年,猶不辭辛勞奔走呼號于美國、加拿大、古巴、秘魯、巴西、巴拿馬等國之間,宣傳抗日救國。致公黨繼承發揚華僑愛國光榮傳統,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的號召,堅持長期抗戰的募捐活動,同祖國人民一起承擔起抗日救亡的光榮任務。為了集中全力發動僑胞募捐活動,司徒美堂辭去其他一切職務,專職負責紐約抗日籌餉總局工作,并與在香港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中國大同盟”取得聯系,把美洲僑胞的捐款送往國內。

 

  1941年1月6日,國民黨蔣介石悍然發動皖南事變。“皖南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不僅遭到全國人民的譴責,同時也受到海外僑胞的強烈抗議,紛馳急電,反對這種“槍口對內”、“投降分裂”的可恥行為。司徒美堂于1月8日分別向重慶、延安國共兩黨發出快郵代電。毛澤東接到司徒美堂的言辭懇切、語重心長的電文后,于3月14日予以復電,指出中共始終以民族為重,堅持團結抗日的主張,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合作抗日到底。

 

二、與僑居國人民一道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淪陷。致公黨總部活動被迫停頓,但各國各地區的致公黨(堂)組織仍然和所在國或地區的人民一道共同抗擊日本侵略。日本侵略者在南洋各地的殘酷統治和瘋狂劫掠,激起東南亞各族人民和華僑的憤怒反抗。海外的致公黨(堂)組織或運用原有報刊、團體大力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工作,或組織華僑抗日武裝,參加當地人民的抗日軍,或以其他各種形式,同僑居地民眾、盟國軍隊并肩作戰,堅持抗日戰爭到最后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斗爭建立了不朽功勛,為祖國贏得了聲譽。

 

  1942年1月2日,日軍占領馬尼拉。1942年5月由52名華僑青年組成了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簡稱‘華支’)。不久,在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的領導人許志猛(1909—1990)主持下,成立了“洪門復興委員會”秘密組織,創辦地下油印報紙《華僑導報》和《僑商公報》,組織和發動華僑青年回國參加抗戰,后來又進一步在當地組成“抗日鋤奸義勇軍”(簡稱“抗鋤”),許志猛任總指揮,直接面對日軍進行武裝斗爭。當年僑居馬來亞的致公黨馬來亞支部的領導人官文森(1886—1957),在抗日戰爭爆發后,捐款支持馬來亞的加影前衛劇社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工作,號召僑胞出錢出力,對馬來亞華僑支援祖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1938年,日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后,官文森與戴子良等人聯合發動馬來亞惠州華僑組織“惠州救鄉會”,積極募集人力、物力支援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并響應共產黨號召,出資組織了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文森隊回東江參加抗日救國工作。日軍侵占馬來亞前夕,官文森不顧生命危險和財產損失,召開“華僑抗日大會”,號召各界僑胞團結一致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隨后組織華僑青年去新加坡接受軍事訓練,這些華僑武裝隊伍后來曾在柔佛一帶與日軍激戰,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馬來亞淪陷后,官文森避居山林,繼續與當地抗日地下組織取得密切聯系,并贊助大批款項和物資援助當地人民的抗日武裝——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爭中,中國致公黨和僑居地人民并肩作戰,不惜血灑異國疆場,他們可歌可泣的事跡彪炳史冊。1945年5月,中國派出10名代表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司徒美堂被選為這個代表團的華僑顧問。美洲致公黨組織的負責人司徒俊蔥等頂住國民黨的壓力,發動當地華僑熱烈歡迎并公開為參加聯合國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及其隨員舉行招待會,組織演講會,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活動,以及負責保護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此舉在當時的社會影響極大,充分反映了中國致公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戰斗情誼。在抗戰勝利前夕,美洲各地致公黨(堂)辦的報紙與其他愛國華僑辦的報紙聯合發表《十報宣言》,號召“中國要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還政于民,并召開國民代表會議,成立民主政府”,表現了廣大致公黨成員和海外華僑對抗戰勝利后建立什么樣的政府和國家的關注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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